毫无疑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左派，构成大陆当前思想论争的主体。但这种论争的实质其实并不是三种“子学”之间的平等竞争，而是由其中的哪一个作为架构来整合其他两家的问题。自由主义与左翼意味着可以进入某一或某些文明体内部的一套主张或制度，而儒家则并不仅仅是一系列主张或制度，而是包含着更深更广也更细微的东西，在历史的层面，它曾经构成一个文明体，它提供的经验不仅可以回答自由主义与左翼提出的问题，而且也可以回答更多在自由主义与左翼那里没有思及的问题。这就是说，自由主义与左翼所提供的只是“文明体”的一个或某些“面”，而儒家则可提供“文明”之“体”。

就此而言，儒家不仅仅是与自由主义、左派相对的作为思想派别的一家之学，更重要的是，它历史地已是而且并将接续历史地形成的中华文明。大陆儒学复兴，不仅仅是作为子学从而与左翼、自由主义鼎立的儒家之复兴，即作为一套论述或作为一种思潮的“保守主义”之崛起，而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之复兴，经济与法政意义上的中国崛起不过是这一复兴的重要部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在拙作《文明论视野中的大陆儒学复兴及其问题》（《天涯》2015年第5期）一文中有意识地松动了儒家复兴与大陆新儒家业已被捆绑了的直接联系。

就文明体而言，以基督教为基底的西方文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以印度教和佛教为根基的印度文明等，这些在“轴心时代”经历了“思想突破”的文明，才是当今意义上的真正有生命力且对世界格局有根本意义的“文明体”，这种“文明体”具有渗透在一切具体中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它已经将它的基本取向渗透到它的每一个构件中，因而具有融思想、制度与生活方式等为一体的特点，但它并非论述或主张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而是早已超出了学说或话语的层面。相比之下，自由主义与左翼虽然在起源上与西方文明体相关，但却可以从文明体中抽离出来构成不同的其他文明体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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